↑位於烏干達首都郊區的這個小村莊，許多母親與孩子處在絕望邊緣。

一個今年三十歲的媽媽，沒有任何學歷，小學四年級時因家境貧窮而輟學，十四歲為人母，如今已有五個孩子。丈夫去世後，她只能在小田地耕種、替人煮飯，作物收成好時，一個月收入最多七萬先令（約新台幣七百元），扣除老舊的小鐵皮屋房租，全家六口一個月的生活費只剩新台幣五百元。

沿途隨處可見無人照看的三歲小孩，光著屁股獨自坐在家門前的黃土上，也有十歲的孩子每天替鄰居提水、洗碗，只為了新台幣十五元的日薪。

這是二十八歲台灣女孩楊丹琪，在東非國家烏干達看見的景象。

從台灣社工到烏干達志工

原本，楊丹琪在台灣擔任第一線社工，服務對象大都是「高風險兒少」，「意思是身處高風險環境的未成年孩子，他們可能因家長吸毒、酗酒、貧窮、長期失業、精神不穩定但未就醫，導致基本身心需求無法滿足。」例如：因家長外出工作而獨留家中的六歲小孩、適學年齡未註冊或不穩定出席、由患有毒癮或酒癮的家長自行照顧……等，這些都是台灣定義的「高風險兒少」。

在台灣，她平均每天要探視一、兩個家庭，有時甚至五、六個，挨罵、吃閉門羹、溝通不順……，都是探訪時屢見不鮮的狀況。「明明傳出孩子哭鬧的聲音，一聽到敲門聲，全家就瞬間安靜。家長不肯吐露實情，鄰居又不熟悉，這是令人最無助的地方。」高風險家庭通常都需要由他人通報，社工才能介入；這些家庭大多不歡迎、不信任社工，因為不是自願接受社工服務。「我們需要跟家長建立信任關係，也需要調查家長是否適任，所以常常碰到很多困難。」

但是到了烏干達，無力的原因改變了，「至少，台灣有國家的福利制度和補助，醫院也有社工；但在烏丹達，一切只能靠運氣。」

家中消失的男性角色

2017年，楊丹琪加入烏干達「轉變生命協會」（MADUFAFA），擔任半年志工，她服務的小村莊，位於烏干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外圍郊區。在村裡，她和當地社工需要訪視近百戶弱勢家庭，其中近七成都是獨力扶養孩子的單親媽媽。她們大多未滿三十歲，缺乏教育、職能訓練和就業機會，卻都至少擁有三個小孩。

那麼，男人都到哪裡去了？

據統計，烏干達約七成工作人口從事農林漁牧業，收入不固定，每月薪資的中位數是十一萬先令（約新台幣一千一百元），村裡的男性大多從事小生意和臨時工作，如燒磚頭、賣小吃、擺路邊攤、開雜貨店……等，在經濟能力不足的狀況下，無法承擔養家責任，常在激情過後就一走了之，留下女人和小孩。

除了經濟原因，楊丹琪發現疾病也是一大關鍵，「烏干達愛滋病盛行，但男性與女性面對疾病的態度大不相同。男性檢測意願低、較少就醫，知道自己罹患愛滋時，通常為時已晚。大多數男性即使就醫，也不一定會遵循醫囑服藥，甚至因心理不平衡，反而與更多女性發生危險性行為。」因此，許多男性愛滋病患年紀輕輕就離世，所以，父親病逝、母親獨力扶養子女的家庭，就成了社工家訪最常見的狀況。

楊丹琪說，這個村莊的情形是國家的縮影。根據烏干達統計部（Uganda Bureau of Statistics）近期的調查數據，全國平均每位婦女生育六個小孩，但其中半數已離異或喪偶；四分之一的媽媽從來沒有機會上學；將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更由媽媽獨力支撐。而全國就業女性中，86％收入不穩定，職業則包含農林漁牧業、自營小店或臨時工作。

我們眼中的「高風險」，是他們的「常態」

對孩子而言，生於這樣的家庭，很難得到完善的照顧。先不提教育，光是基本開銷，就可能必須靠孩子出去當童工，才能換來些許食物或微薄金錢，三餐朝不保夕。

↑帶著孩子去上學的楊丹琪。

根據2015年烏干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CEF Uganda）調查，烏干達全境約有八百萬名兒童處境堪憂，近四成兒童曾遭受肢體暴力，而求助專線接獲的兒虐案件，其中將近一半都是「兒童疏忽」──意指家庭照護人無法滿足兒童的基本身心需求，或保護兒童免於危險。

對於這些問題，烏干達政府不是沒有應對措施，負責單位通常駐有進修過兒少保護、社工或諮商專業的警政人員。如果發現左鄰右舍的孩子缺乏食物、安全、教育和醫療機會，甚至遭到嚴重體罰和遺棄，都可以撥打求助專線或到警局報案，經過查證、篩選，再由兒童和家庭保護官介入調查，視案情提供協助。

然而，法令規定的「不當情形」，在一般人民眼中卻是「生活常態」──這個媽媽生病、那個小孩失學、有的家庭破碎，全都不是新鮮事。在台灣，這類家庭可能早已通報至高風險名單；但在烏干達，民眾不一定能認知事情的嚴重性。

渴望改變的年輕媽媽

更令人心碎的是，在烏干達，「兒童疏忽」成立的條件是遺棄兒童、無法提供兒童合適的生活機能和教育機會，而這些「兒童疏忽」的通報者，通常就是孩子的母親。

「許多人自從丈夫離家或去世後，就沒有辦法獨自照顧孩子，因而通報求助。」楊丹琪說：「這些家長通常不是故意落入這般境地，而是因為家境貧窮、缺乏教育或一技之長，因此無法好好照顧孩子。即使在台灣，看似管教不當、不願改變的家長，可能也是因為經歷過傷痕累累的成長過程。這些家長需要的不是標籤，而是關心與協助。」

烏干達政府使不上力的救助工作，便落到民間單位頭上。楊丹琪服務的「轉變生命協會」設置在村莊內，除了扶貧助學、提供健檢諮詢，也建立紡織工作坊，以東非傳統花布製成耳環、髮帶、背包等商品，銷至台灣，鼓勵弱勢婦女透過自己的力量改變家庭。目前已有將近五十個家庭參與計劃，成功幫助三十七個孩子重新上學。

其中一位單親媽媽Nannazi Justine今年二十六歲，她有四個小孩，一家人都睡在麻布袋上，沒有草蓆或睡墊。平時，她替人洗衣服、整理菜園，但仍得靠鄰居分出一些食物，才能得到一天唯一的一餐。另一個媽媽Nakintu Viola今年二十五歲，先生早逝，她到處幫人洗碗來扶養三個小孩，每天約賺五千至一萬先令（約新台幣五十到一百元），孩子的食物、衣服、藥品和房租，一直是她肩上的重擔。兩人加入紡織工作坊後，不但多了一份收入，也從中學到技能，獲得自信和成就感。

還有一位媽媽Jennifer，每天挨家挨戶詢問有無洗衣的機會，只為賺取微薄收入，養活一家六口。協會幫助她的孩子復學後，一次聊天時問她：「這一生你最自豪、最驕傲的事情是什麼？」她想了想，開口回答：「這一生，我並沒有靠自己完成任何一件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的事，但看見我十三歲的大兒子重返學校的照片，卻讓我感到十分有成就感。我只希望，其他孩子接下來也可以像他一樣，重新穿上學校的制服。」

讓活在運氣裡的人，變成活在機會裡的人

這些轉變，正是楊丹琪最初投入社工領域渴望看見的景象。楊丹琪原本就讀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大一那年寒假參加服務性社團，第一次親身接觸到社會需要幫助的角落；同年暑假，當她再次回到當地，驚喜看見服務對象的改變，自此深刻體會到助人的價值。

……

透過在不同國家當社工，楊丹琪學習並反思在兩地接觸到的情形與差異。她發現，台灣是「相對貧窮」，無法補習的孩子，比有能力補習的孩子缺少機會；烏干達則是「絕對貧窮」，一天能賺得新台幣一百塊已是好命。台灣的高風險家庭，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準備好接受外力協助，讓她從中學習耐心等待、尊重案主、接納不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而烏干達的家庭，大多已身處所謂「高風險」環境，他們渴望改變，卻找不到機會，但只要旁人輕輕推一把，就可以讓一群活在運氣裡的人，變成擁有機會的人。

……(文未完，請見2017年9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