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期開始，我們推出「台灣宣教之旅」這個新專欄。

追尋、記錄與書寫宣教歷史，是宇宙光四十多年來的異象與負擔，我們責無旁貸。以宇宙光有限的資源，企圖完成這麼大的題目，自然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挑戰。然而，兩年來在全省跑透透的田野調查裡，即使我們的視野與心靈不斷受到衝擊，追求的企圖心也一直面臨挑戰，但是帶領我們的，始終是宣教先賢的毅力、勇氣，以及為信仰擺上所有的榜樣。所以，我們終於鼓起勇氣，決心推出這個專欄。

面對台灣的宣教歷史，我們的能力與關照的層面必然極其有限，但是我們依然願意獻上有限的心力與努力，希望能將有關宣教的美好見證，忠實完整地呈獻給所有讀者，因為先賢美好的見證如此激勵我們。

從打狗港開始前進

我永遠記得那個旗津渡輪碼頭的午後。

那天的高雄港灣無比寧謐，大約午後一時許，車抵旗津碼頭，推開車門，一陣冷冽海風撲面而來，仲冬季節，陽光明亮晃眼，風涼天藍，碼頭上正有一艘渡輪靠岸。在腦海中翻閱著資料，我遠眺整個港區，遠處有旗後砲台、旗後燈塔，近處是旗後教會，對岸便是英國領事館，而這裡，是近代長老教會第一個宣教士登陸台灣的地方，他在這裡設立台灣第一間醫館，以及第一間禮拜堂。

雖然曾大量閱讀馬雅各相關資料，但身處真實的場域，面對真實的氣味、真實的建築，那段紙上黑白的歷史，陡然從書冊和史料中一躍而出，鮮活地呈現眼前──我彷彿看到一百五十年前，那個金髮碧眼、帶著滿腔熱血與使命來到台灣的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當他第一步踏上打狗港（今高雄港）時，應該見到了旗後砲台，以及興建中的英國領事館。雖然馬雅各在南台灣的史蹟多不勝數，但打狗港應該是我們的第一步。而追隨馬雅各宣教的足跡，踏查拜訪了許多教會之後，我們追索出一些非常有意義又有趣的歷史聯結，得到極豐盛的收穫。

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為何是1865年？馬雅各來到台灣的年代是偶然？是心血來潮？抑或是受到時代影響？其實，馬雅各受到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 ∼ 1877）牧師影響之時，正在英國伯明罕醫院擔任住院醫生。在一次教會的聚會中，遇到從中國廈門回國分享的杜嘉德，那是他第一次聽到台灣。當時馬雅各雖然剛剛訂婚，卻立下心志，離開故鄉，踏上未知的宣教之路。馬雅各辭去伯明罕的優沃工作，剪下一綹頭髮，送給摯愛的未婚妻，以表思念不捨之情。1863年8月，馬雅各與杜嘉德牧師一同搭船飄洋過海，踏上前往台灣的遙遠路程。

就像台約爾（Samuel Dyer，1804～1843）與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等先賢的遭遇一樣，馬雅各的來台之路也曲折離奇不遑多讓，且深受當時清朝政治、外交、經濟等條件影響。1864年10月5日，馬雅各與杜嘉德牧師、吳文水以及兩位信徒在打狗港登陸，探尋在台灣宣教的可能，實地考察後，他們認為府城台南的人口遠比打狗還多，最適合作為宣教的起點和中心；考察結束，10月30日，一行人返回廈門。

當時清朝正發生巨大變化，內有太平天國之亂，外有英法兩次聯軍徹底摧毀清朝的國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的簽訂，開啟了宣教士在中國的自由宣教之路；打狗（高雄）開港，對台灣宣教則有著最大助益。在這樣巨變滔天的時代，馬雅各接受上帝的呼召，奮起接棒，終於敲開台灣近代基督信仰宣教的大門。

緊閉的宣教大門終於開啟

1858年，清朝與英法聯軍交戰，又稱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朝與英、法、俄、美各國簽訂天津條約，在對各國的條約中，都有一條與宣教至為相關的條文，分別是：
１.對英法的條約第二條：英法人士可在內地遊歷及傳教。
２.對俄國條約第四條：俄國人在內地傳教，中國方面不得禁止。
３.對美國條約第四條：對於傳教士，地方官當一體保護，他人毋得騷擾，即「寬容條款」。寬容條款的重點是，不僅外國傳教士，連中國信徒也受條約保護。

這些條文保障了宣教士在中國宣教的自由，而有了天津條約的保障，中國緊閉的宣教大門終於打開。

但是，天津條約並未立即執行，因為清文宗奕？不願接見英國與法國新任公使，於是戰事再起，清朝再敗，便有了1860年的北京條約，在與各國簽訂的北京條約中，天津條約內容終於再次獲得確認。

此外，北京條約中還有一條值得注意：增開牛莊、登州、台灣（今台南安平舊港）、淡水、打狗（今高雄）、潮州（後改汕頭）、瓊州、南京及鎮江、漢口、九江為通商口岸。打狗港，就從這個條文開始，登上台灣宣教史的舞台。

在歷史脈絡中的台灣宣教史

當馬雅各決定辭去醫職、確立了自己成為海外醫療宣教士的心志，清朝與各國接續有了條約的簽訂，這是那時候的時代背景。在如此的歷史脈絡中，如果沒有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的明文保障，馬雅各的宣教之行，即使能夠成行，必然充滿艱難與不可測的危險；然而，即使有了法令保護，馬雅各登陸台灣之後，仍在台南遭受群眾暴亂攻擊，不得不在一個月內廢然退回打狗。由此可見，不管在中國，或在台灣，宣教先賢不僅要面對整個歷史環境的挑戰，還要面對地方群眾因文化信仰隔閡，一觸即發的種種危機。

漫步港區，旗後砲台至今依舊傲然挺立，彷彿訴說著對西方文化的堅拒與對抗。馬雅各在1865年設立於砲台下方的醫館與禮拜堂，已經無跡可尋，只能勉強追索可能的地點。眺望港區對岸，英國領事館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風雨，如今卻成為遊人如織的名勝古蹟，我們不禁想像：這座與馬雅各登台同一年建立的領事館，在台灣政治、外交與經濟都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在1865年，當馬雅各從台南退回打狗，是否曾經受到領事館的保護，才終於能在打狗地區安全立足，從而逐漸開啟他的醫療宣教呢？

歷史的答案很難有明確的定論，但是在歷史脈絡中追尋宣教先賢的腳蹤，讓我們有著無比豐富的收穫，這收穫不只是知識的，更是對宣教先賢的再認識，連結遙遠歷史與腳下土地的關係，以及對上帝的深深感恩。

……(請見2017年10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