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飛機，黃凱琳一行人就被當地孩子簇擁著前進。

「在愛斯基摩人的語言裡，沒有一個字和『戰爭』有關。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滋味如何──當我第一次抵達蘇丹（Sudan）和南蘇丹（South Sudan），我覺得我就像是愛斯基摩人一樣。」

2016年秋天，長期服務於南蘇丹的美國宣教士金柏莉．史密斯（Kimberly L. Smith）來台演講。十年來，她所創立的非政府組織「開路夥伴」（Make Way Partners）致力於當地人道工作，設立學校、孤兒院、教會和診所，服務範圍包括最危險的內戰前線努巴山脈（South Sudan）；即使自己曾遭當地阿拉伯民兵性侵，仍堅持這些工作至今。

她受邀於媒體平台「世界微光」講座演講當天，碰上颱風來襲，卻吹不散許多台灣青年的熱情。當晚，台下兩百多位眼神炯亮的年輕人，專注地聆聽金柏莉所看見的一切；其中一個二十三歲女生的未來，更從此起了改變。

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至今內戰不斷

位於非洲的南蘇丹，主要族群為丁卡族和努爾族，官方語言為英語，通用阿拉伯語和部族語言，多信奉原始宗教，少數百姓為穆斯林和基督徒。2011年，南蘇丹從蘇丹獨立，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也是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更和敘利亞、索馬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同為全球前五名最危險的國家。至今，南蘇丹和蘇丹交界仍然戰事頻傳，內戰也從未間斷，目前已超過百萬難民流離失所。

南蘇丹七成國民是文盲，雖然國內現行小學八年、中學四年、大學四年的義務教育，但教育水平低落、教學資源缺乏，小學就讀率大約三成，大學註冊率僅千分之二。然而，在求生為先的情境下，人民光是與貧窮、轟炸、野獸或氣候搏鬥已無餘力，更不用提下一代的教育。

「村莊被集體攻擊，父母親眼看見女兒被軍人性侵、殺害；遭受惡待的婦女身體殘缺、發出惡臭；在努巴山脈，人們只能藏在洞穴躲避飛彈，過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一天沒有爆炸聲。」金柏莉緩緩說著她所看見的南蘇丹：「孤兒在荒漠和叢林中漫無目的地行走，找不到食物的時候，只能吃樹皮，晚上，他們睡在大樹上躲避野獸攻擊，如果不幸掉下來，不是摔死，就是被鬣狗咬死……」

「我憑什麼出生在台灣？」

「我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故事，讓坐在台下聽演講的我聽到受不了……」當時任職於世界展望會的黃凱琳，對於世界各地的苦難和困境並不陌生，但當她得知南蘇丹所發生的一切，仍震撼得無法言語。

長期以來，許多跨國NGO的援助工作都無法進入南蘇丹，因為該地情勢極度不穩，幾乎無法建立任何長期計劃。在這個國家，擁有任何職位或國籍都不等於擁有保障，聯合國團隊被攻擊，國際志工與外籍記者被搶劫、性侵、殺害的案件，時有所聞。

「但那場演講後，我卻一直想著：『為何我們幫不了這些孩子？』『為什麼做不到？』」在黃凱琳心中，浮現一張名為〈飢餓的蘇丹〉的照片，一個骨瘦如柴的孩子蜷縮著身體，而一隻禿鷹正在背後等著孩子死去，「這張照片攝於1993年，我正是1993年出生的，我不禁問自己：『憑什麼是我出生在台灣，而不是那個孩子？如果我出生在南蘇丹，我現在的命運會如何？』」黃凱琳心中浮現一個聲音：「你是不是應該再多做點什麼？」

她私下聯繫金柏莉，正好金柏莉希望在台灣成立機構據點，便邀她加入團隊。「但我還在猶豫，便回答：『如果最後還是沒人，再來問我吧！』當時我心想，熱血青年這麼多，一定會有人願意的。」沒想到，金柏莉離台那天，黃凱琳接到金柏莉從機場打來的電話：「凱琳，最後還是找不到人，你來吧！」

於是，黃凱琳就這樣成為「開路夥伴」唯一的台灣正職員工。向世界展望會辭職時，主管大方鼓勵她：「凱琳，這件事真的很棒，我覺得你是適合的人選！希望上帝帶你到影響力更大的地方。」黃凱琳說：「當時，我想像中發揮影響力的方式是，在台灣『蒐集新聞』、『翻譯南蘇丹資訊』、『坐在辦公室處理行政事務』……，沒想到，一個月後，我就親自去了南蘇丹。」

第一次走進南蘇丹的震撼教育

原來，「開路夥伴」在南蘇丹建立了三間學校，其中一間位於西北方、名為Nyamlel的小村莊，是最早開始、設備最完整的學校。2016年年底，這所學校即將迎接第一批高中生畢業，雖然只有十六人，卻是當地難得的大事。

↑小學的朝會集合。

「在求生第一的環境下，沒人敢期望自己能就學，更不用提『高中畢業』，但在Nyamlel的這間學校，有小學、國中到高中的完全中學，有從孤兒院演變而來的學生宿舍，有類似保健室的診所，有一間小教會，有鐵絲網與配槍的警衛保護，更有全南蘇丹唯一的電腦教室。全校七百五十位學生都是『開路夥伴』收容的孤兒，許多人都是整個家族中唯一識字的成員。」而黃凱琳的任務，就是去見證這場畢業典禮。

從台灣搭機到烏干達，再從烏干達坐小飛機到南蘇丹首都朱巴（Juba），最難熬的是搭乘小飛機的過程中，不只需要降落兩、三次加油、轉機，還得忍受不穩定的氣壓與劇烈搖晃；來回耗上二十多個小時，讓她嘔吐到連膽汁都吐了出來。抵達目的地，「機場」是沙漠中的一塊黃土硬地，住的是帳篷，洗的是發臭的黑水，每天的飲用水都必須加幾顆維他命發泡錠「緩和」味道，沒有電話與網路，只能用機構的衛星電話對外聯絡。第一晚，黃凱琳聽著整夜野狗跟鬣犬的吠聲，徹夜難眠。

「我想起那些學校無法收容、仍露宿樹上的孩子，『他們睡在哪裡？』『今晚安全嗎？』『為什麼學校不能收更多小孩？』想著想著，大約凌晨四點多，我聽到一個孩子淒慘的尖叫聲，卻分不出那是男孩女孩，也不知道那是被野獸攻擊還是從樹上掉下來的慘叫聲。」她回想：「我躺在帳篷裡，開始一直掉眼淚，多麼希望那個孩子可以安全地睡在我身旁……」

……(文未完，請見2017年2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