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理蓮(背對鏡頭者)做完禮拜要離開前，會友用熟悉的旋律吟唱離別的祝歌。(照片來源／聖望教會)

離別的專屬詩歌

每當孫理蓮（Lillian Dickson，1901～1983）要離開樂生療養院的時候，樂生院民與聖望教會會友都會吟唱〈境遇好壞是主所定〉的副歌。這首由孫理蓮牧師娘親自教大家唱的詩歌，歌詞寫道：「上帝在照顧你，各日在顧，各日導路；上帝在照顧你，上帝在照顧你。」好似孫理蓮在離別時，對這些幽暗際遇的漢生病患再次叮嚀，上帝真的在照顧你，不要放棄任何希望。最後眾人在歌聲中與她道別，期待下次再相會。

漢生病的哀愁

漢生病（Hansen's Disease）昔稱「癘」、「大風」、「惡風」、「痲瘋」、「癩」，在古埃及、印度與上古中國都可以找到相關或疑似病例，病史相當悠久。早期人們認為的染病原因從先天遺傳、瘴氣，甚至因果報應與上天懲罰等不一而足。一直到1873年，挪威籍醫師漢生（Armauer Hansen，1841～1912）發現，這項疾病是由類似結核桿菌的痲瘋桿菌為傳染媒介，後來醫界便以他的名字作為疾病名稱。

痲瘋桿菌主要攻擊人的皮膚及末梢神經，初期患者皮膚會出現紅色或白色斑點，並且失去痛覺，也留下大小結節。如果不能及時救治，瞎眼、麻痺和組織壞死將是不可避免的悲慘結局。但是對漢生病患來說，最悲哀的不是生命逝去，而是駭人外表造成的人際疏離，甚至是宗教與道德上的批判。

聖經〈利未記〉十三章記載關於皮膚病的條例，表示倘若有人身上長了癬或腫皰，必須帶到祭司那裡檢查。假設確定為「痲瘋」，就必須宣告不潔，並且接受隔離。儘管有學者認為〈利未記〉的記載可能是梅毒或其他皮膚病，但是當基督教的價值觀日後成為歐洲文明主流，漢生病與「罪」連結的論述也就根深柢固。天主教會也曾在十二世紀末宣布，漢生病患必須徹底隔離，同時舉行象徵在人間「死亡」的儀式。不同於讓人猝死的黑死病，漢生病患者從發病到離世還有一段很長的歲月，必須承受只有死亡才能解脫的悲哀。

連馬偕也沮喪

十三世紀痲瘋病在歐洲大流行，全歐洲共有上萬座收容所，直至十六世紀才逐漸消聲匿跡。十九世紀，歐洲列強在亞洲、非洲建立殖民地，在異鄉又見到過去曾流行於故土的漢生病。1889年，在夏威夷為漢生病患服務的達米盎神父（Pater Damiaan，1840～1889）不幸染病死亡，證實漢生病不僅會傳染，而且會跨越種族。雖然將漢生病患者隔離的做法已存在千年以上，但達米盎神父的死卻促使當代先進國家紛紛建設專門的隔離機構，並且一致認為這是絕對「科學」的處置，也認為漢生病是不治之症。

台灣最早收容漢生病患的機構設立於1736年（清朝乾隆元年），當年彰化知縣秦士望在八卦山下設置「養濟院」（又稱「癩痢營」），收養痼疾殘病者，但能提供給患者的協助非常有限。馬偕曾在1872年9月與痲瘋病患接觸，他在日記寫道：「非常令人沮喪，無法給他許多的鼓勵。」雖然日後馬偕在淡水設立當時北台灣最好的「滬尾偕醫館」，但是從相關紀錄來看，馬偕對漢生病確實無能為力。

戴仁壽：台灣漢生病之父

↑戴仁壽醫師。(照片來源／樂山園網站)

1911年，英屬加拿大籍醫師戴仁壽（George Gushue Taylor，1883～1954）接任台南新樓醫院院長，與漢生病患接觸的經驗讓他印象深刻，促成他日後前往印度學習漢生病的治療與照護。1923年，戴仁壽成為馬偕醫院院長，兩年後開辦漢生病特別門診，一年超過百人求診。

戴仁壽認為只有看診不夠，應該要從更廣泛的生活層面來協助這些病患，讓他們找到生理醫治之外的歸屬感。於是，他積極奔走尋找適當地點，希望設立一所漢生病的專門療養院，最後於1929年選定迴龍一帶作為預定院址，但這個地點後來竟為總督府所掠，設立官方的「樂生療養院」，戴仁壽也只能另起爐灶。

1931年4月，戴仁壽在淡水八里建立「樂山園」，管理制度仿效英屬非洲和印度等地的「自願隔離」機制，希望給患者「家」的感覺。1936年，戴仁壽辭去馬偕醫院院長職務，全心投入樂山園的工作，1940年因二次世界大戰返回加拿大。

1952年戴仁壽返回台灣，打算重新投入樂山園，卻遇到土地問題與隔年妻子離世。1954年，他以創辦人的身分保住樂山園的土地，卻在搭船返國處理財產的航程中，因急性盲腸炎而結束辛苦勞碌的一生。戴仁壽的骨灰後來安葬於樂山園內，他的後半生為了台灣的漢生病患而奔走，因此被譽為「台灣的漢生病之父」。

聖望教會：樂生院中的福音種子

遭總督府「掠走」的樂生療養院，設立於1930 年12 月，首任院長為上川豐。上川院長認為漢生病是「國恥」，解決方法就是一輩子禁絕病人與健康者來往，但也要兼顧病患的生理與心理需要。院中有宿舍、醫院、禮堂、菜園、神社與簡單的教育、娛樂設施等等，住院人數在1939 年高達六百八十人，當中有台灣人、日本人與琉球人。

1931 年2 月，雙連教會李長卿長老到樂生院向患者佈道，之後該教會的陳溪圳傳道師每月也來佈道一次。日本聖潔教會的福音使大澤豐助、池田長十郎也到樂生院向院中的日本人傳講福音，並且有受洗紀錄。（「福音使」是聖潔教會的傳道人稱呼，聖潔教會後改名「聖教會」，福音使也改稱「牧師」。）1937 年10 月，本身也是漢生病患的聖潔教會福音使小倉兼治到樂生院宣揚福音，同時思考在樂生院設立教會的可能。1938 年1 月1 日下午兩點，聖望教會舉行首次聚會，由小倉牧師親自講道，引用的經文是〈羅馬書〉十章16 到17 節，聚會人數為二十人。「聖望」是「希望成聖」之意，期許成為院內基督信仰的中心。

孫理蓮，「一顆偉大的心」

↑台灣神學院為了記念孫雅各(左)的付出，特別將神學教育館更名為「孫雅各紀念館」，並贈予「名譽院長」頭銜。(照片來源／聖望教會)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樂生院在日籍員工與醫療人員相繼離開的情況下，出現交接不良的窘境。由於醫療與民生物資極度欠缺，院民的身心受到相當程度的煎熬，自殺事件頻傳。當時在樂生院關心院民的蔡信生傳道，前往台灣神學院尋求院長夫人孫理蓮協助，希望她到樂生院看看。其實一開始孫理蓮總是躲著蔡信生，因為她自覺已經夠忙碌了，實在無力插手樂生院的事務。

有一次蔡信生再度來訪，孫理蓮小心翼翼拉著窗簾向外看，她對夫婿孫雅各說：「他又來了！他不是我的天使！」「我每天都有露天的禮拜聚會，我也跟他說過了！」孫雅各聽了只是嘆口氣，說：「慈悲的上帝只給你兩隻手，」然後把孫理蓮的雙手握在自己的掌中，接著說：「但是祂給你一顆偉大的心呀！」儘管孫理蓮一開始有點不太情願，但或許是丈夫孫雅各的溫柔說服了她。孫理蓮萬萬沒有想到，當她來到樂生院，就再也沒有離開這裡的院民。

消弭抗爭與種植希望

孫理蓮初到樂生院，馬上發現民生與醫療資源嚴重不足，院民指控院方苛扣伙食與醫療費，也沒有醫生巡視患者、提供醫藥，這讓孫理蓮當天帶著煩惱回家。她原本打算一個月只來一次，結果隔週就帶著手風琴再次回到這裡，打算為院民舉辦一場野外禮拜。當天，幾位院民中的領袖向她表示，他們將串聯一場集體抗議行動，氣氛相當緊張，孫理蓮甚至認為這可能是一次「革命」。在風雨欲來的情勢中，孫理蓮先安撫他們的情緒，接著挺直她的小小身軀（身高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向眾人保證，只要取消抗議，她承諾給大家所要求的一切。最後那幾位領袖勉強答應，孫理蓮成功化解一場跨越省籍的大規模抗爭，卻也讓她思索如何從生理與心理兩個面向解決樂生院民的問題。

孫理蓮先邀請馬偕醫院的醫生到院服務，成立臨時診療所，並聯絡路德會的護士長期駐院；她也寫信募集經費，購買奶粉、維他命、糧食、毛毯與床具，讓民生物資不致匱乏。為了讓院民有更豐富的精神生活，孫理蓮商議美國新聞處到院內放映影片，並在病房裝擴音器播放音樂，也設立小而美的圖書館。

此外，由於樂生院公開集會的場所有限，當時基督徒與佛教徒共用會堂聚會，因此，孫理蓮希望樂生院的基督徒能有個美麗的地方做禮拜，也有個神聖的地方進行喪葬儀式。在孫理蓮的募款與戴仁壽的奉獻下，1952 年10 月5 日，聖望教會禮拜堂的鐘聲首次響遍山丘，院民帶著殘缺的肢體虔敬地進入聖殿。講台上擠滿貴賓，詩班歌頌上帝的恩典，聖望教會的信徒終於擁有自己的禮拜堂，至今依舊矗立於樂生院中。

漢生病特效藥DDS 於1953 年問世，隔年樂生院便開放痊癒患者返家或出院謀職，但多數院民依舊以此地作為他們的家園，也成為孫理蓮掛心的禾場。一位小小的婦人發揮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在絕望之處種下希望，在幽暗之地帶來曙光。

永遠的母親

1983 年1 月14 日，孫理蓮在工作中蒙主恩召，上帝帶她回到天上的榮美之地，安息在世八十二年的勞苦。她安葬於陽明山上的台灣神學院，與丈夫孫雅各依偎在一起，靜靜躺在禮拜堂的側邊。有一回，他們夫婦倆討論如何解決院內的問題時，孫雅各雙手一攤表示：「我想我提供不出什麼意見。」孫理蓮則引用〈哥林多前書〉七章32 節「我願你們無所掛慮」來回應丈夫，聖經經文安慰這對夫婦，但或許這段經文也是孫理蓮要告訴院民的話，她希望他們「無所掛慮」。

為了記念這位永遠的母親，直到現在，只要是離別場合，聖望教會的會友就會唱〈境遇好壞是主所定〉的副歌，就像當年送別孫理蓮一樣。這是個雖不醒目卻雋永的傳統，訴說大家對她無限的懷念與感謝。

〈境遇好壞是主所定〉收錄於長老教會1964年版的《聖詩》第346 首，作詞者是Civilla Durfee Martin（1866 ∼ 1948）女士，並由她的夫婿Walter Stillman Martin（1866 ∼ 1948）牧師譜曲，傳唱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

……(請見2016年8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