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造的難民營是全世界最好的難民營，但因為排斥庫德族，所以庫德族難民營環境最差，只用乾草和帳篷搭建，加上庫德族難民一直生孩子，導致難民營人滿為患。

一踏出國境，就完全歸零的人生

鄧馨庭一家人在2013年離開台灣，目的地是土耳其的加濟安泰普（Gaziantep）──這座世界有名的古城，也是土國東南部的邊陲城市，由於與敘利亞人口最多的城市阿勒坡（Aleppo）相近，因此成為接收敘利亞難民的第一線地區。鄧馨庭的菲律賓籍丈夫田安克受聘來此任教，三個女兒則在家教育，剛開始一切都很平靜，但慢慢的，鄧馨庭注意到日常裡的一些不尋常。

「加濟安泰普的房仲業比便利商店還多，一條街可能就矗立兩、三家房仲公司。因為敘利亞難民湧入，房子不夠住，所以建商拚命蓋、房價一直漲，但房仲還很黑暗，即使已經簽約，房東也可以隨時趕走房客，甚至不還押金。」

街上隨處可見敘利亞人：抱著孩子乞討的女人、穿梭在車陣中賣花的青年、敲著車窗要錢的老人……，他們都是難民，即使幸運離開敘利亞，異鄉的生活仍然難以度日。一位敘利亞師範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炸彈一下來，護照、畢業證書都沒了，在異鄉無法證明學歷，僅能從事最低工資的工作；一位年輕美髮師，丈夫跑了，獨自帶四個孩子來到加濟安泰普，為了生存，只好白天工作、晚上賣身；還有另一家人，房子被炸毀，身上只剩下護照，透過人蛇集團來到土耳其……。不管原本擁有什麼樣的生活，一逃出敘利亞，人生全部歸零。

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以來，湧入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已有兩、三百萬人，其中光是伊斯蘭國（ISIS）造成的難民人數就高達三十萬。一開始，土耳其張開雙手歡迎這些流離失所的百姓，讓他們享有免費的受教權、基本就醫權，也有專門掌管敘利亞教育的部門，在各地開設難民學校，然而，土耳其社會很快就起了變化。

一些土耳其人利用難民賺大錢，房仲業樂見房價不停攀升、資方大肆雇用低工資的難民勞工、慈善機構則騙走外界捐給難民的愛心善款；難民中的不良分子到土耳其之後繼續作奸犯科，2014年還曾有難民強暴四歲兒童，引發抗議大遊行；而大量難民勞工湧入，導致平均工資下降，本地人失業、黑工問題增加……，這一切在首當其衝的加濟安泰普更為明顯，城裡每十個人，就有一位是敘利亞人，即使土耳其政府頗有誠意面對，仍有許多矛盾的問題無法解決。

在一個天氣炎熱的午後，鄧馨庭的丈夫突然帶著兩男一女回到家裡，嚇了她一跳：「我問他，怎麼家裡突然出現這些陌生人？他說天氣這麼熱，實在不忍心看他們一直在路上找水，就載他們回來裝水，之後又送他們回去……」鄧馨庭回憶：「這就是我們和敘利亞難民的第一次接觸。」

在加濟安泰普只有四個台灣人，除了鄧馨庭，還有一個已經待了五年的年輕女孩陳韋慈，畢業於政治大學土耳其語文系。陳韋慈說，土耳其在台灣眼裡很冷門，台灣在土耳其眼裡也很冷門，每次自我介紹，很多土耳其人都不知道台灣在哪裡，常常以為是泰國或中國的一部分。「我住在加濟安泰普，又是土耳其的冷門城市，結果，我永遠都在台灣介紹土耳其，在土耳其介紹台灣──甚至無論對土耳其人或台灣人，都要介紹加濟安泰普！」她笑道：「反正，我永遠都跟所謂的『熱門』沾不上邊啦！」

陳韋慈在加濟安泰普大學教中文，也在安卡拉念博士，見證了敘利亞內戰的起點，以及土耳其一路以來的變化。「內戰前，加濟安泰普就已經是邊緣城市，每當土耳其朋友聽到我在加濟安泰普，反應大多是：『那邊不是有很多庫德族、很恐怖嗎？』現在街上都是敘利亞難民，更令他們卻步。」

「的確，敘利亞人在土耳其製造了一堆麻煩和問題，我們身為外來者，好像也沒有立場發表意見。」鄧馨庭說：「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失去國家的保護、失去存款、失去房子、失去父母和另一半……，我能怎麼活下去？你呢？你覺得你會怎麼活下去？」

隨著時間過去，鄧馨庭認識越來越多難民家庭。她幫助的第一個家庭，是一對二十一歲的年輕夫妻，「丈夫不想被抓去當兵打仗，帶著老婆和兩個兒子逃到土耳其，一個三歲，另一個才兩個月大。當時白天氣溫攝氏六度、晚上一度，一家人在加油站睡了一個禮拜，後來找到一間舊房子，一個月400里拉（約新台幣4500元），沒想到廁所竟然就是樓下麵包店的出煙口，以致於家裡黑煙瀰漫，小兒子還因此得了肺炎。」鄧馨庭幫他們在自己住的Onkologi區找了一間大房子，三房兩廳，月租550里拉（約新台幣6000元），雖然環境改善，離學區卻有一段距離。

「土耳其政府在各地開辦敘利亞學校，但不包含Onkologi區。如果孩子要上學，一定得跨學區、通車，每月交通費一人110里拉（約新台幣1200元），這裡每個難民家庭至少有四個孩子，根本負擔不起，所以這區失學的敘利亞孩子特別多。」這就是鄧馨庭起心動念的開始：「既然我們租了大房子，附近都是失學孩子，這對夫妻沒工作，又不能一直無條件給他們金錢，我們就將客廳布置成教室，訓練他倆成為老師，邀請附近的孩子來免費上課……」

「剛好」遇見的敘利亞鄰居

鄧馨庭接觸到的難民家庭，其實都是同區域鄰居，她認識陳韋慈後，兩人就成為這些工作的主力。時間一久，參與的人也越來越多，漸漸的，這間客廳除了是兒童教室，也開設成人職訓課程，而文具、桌椅和師資等支出，都靠鄧馨庭一家自費、或向台灣朋友募款，後來甚至有當地大學教授願意免費授課。

↑鄧馨庭母女和陳韋慈(右)合影。

他們有一套基本救助原則和內容，包含：緊急安置、成人一定要工作、小孩一定要上學，「不然大人閒閒無事，一直生小孩，那還得了！」鄧馨庭說，很多土耳其人排斥敘利亞人的原因，就是沒錢卻拚命生孩子。陳韋慈有一次拜訪一個家庭，詢問是否能幫女主人找工作，結果女主人有孕在身，當下全場震驚，「他們已經有五個小孩了，連這些孩子都養不起，現在還懷第六個？」一時，陳韋慈不知該說什麼，只能勸男主人要更努力工作，並讓小孩受教育，才有改變生活的機會。「走出家門，我們心情好沉重，七嘴八舌討論起節育、教育等問題，後來女主人因病流產，我們去慰問，也勸告四十歲的她，既然身體和經濟都無法負荷，就別再懷孕了。」

離開後，負責翻譯的敘利亞學生只小小聲地告訴她們：「It's impossible.」

問鄧馨庭，這樣「自找麻煩」不累嗎？她回答：「我無法看著鄰舍飢餓受苦，卻不做些什麼。敘利亞人那麼多，我當然不能幫助所有人，卻能幫助其中一些人。」 每次家訪，鄧馨庭都會看到很多失學超過三年的孩子，生活沒有動力，在外到處遊蕩；而且大部分女人才三十幾歲，就有七到九個孩子，她們完全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價值，對人生也沒有期望。

他們持續提供物資給十五戶這樣的家庭，有一次月底結算，花在難民身上的支出約新台幣43000元，她開玩笑說：「我得去賣血了！」卻還是認為一切都值得。

「真的，如果幫不了全部，幫一個也好。」

……(文未完，請見2016年2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