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一生在台灣留下無數腳蹤，以台北盆地而言，無論是教會、醫院和史蹟，都有著特殊的風貌。這一期尋找馬偕足跡的台灣宣教之旅，就讓我們從台北的門戶──淡水河口開始出發。

台北盆地進入現代文明的起點

馬偕進入北台灣的起點是淡水（舊稱滬尾），淡水是淡水河流域的終點，也是台北盆地與現代文明接觸的焦點。以年代與史事而言，因為馬偕宣教，帶領台北盆地進入近代文明。

我們追溯這段歷史的緣由，要從宇宙光的一個活動講起。

2016年12月，宇宙光展開台北盆地巡禮，利用一個月時間，從淡水河南岸的大坌坑遺址、十三行博物館開始，到淡水河北岸，踏查了紅毛城、真理大學、牛津學堂、淡水教會，到鄞山寺等等，然後沿著淡水河進入台北盆地，拜訪大稻埕、艋舺等七所教會。

這樣形式的踏查，雖然包括了史前遺址、紅毛城與鄞山寺，但真實的路線，是馬偕當年沿著淡水河，進入盆地內陸的宣教路線。當我們伴著資料實地走訪淡水河沿岸的古蹟與教會時，發現這樣的踏查與閱讀，對於馬偕在台北盆地的宣教史，著實有了新的認識與開展。特別的是，幾間百年以上的教會，背後的故事與近代歷史緊密連結，讓我們感到訝異與好奇。

這些教會是馬偕利用中法戰爭的賠款，在短短幾年內重建，如此興建規模，在台灣教會史上，無疑是僅見的史例。即便之後陸續再歷經擴建、修葺，仍屹立至今，堅守宣教與牧養的任務。

中法戰爭賠款重建的七所教會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中法發生戰爭，法軍進犯北台灣，驚慌的民眾仇視外國人及基督教，聚眾拆毀教會、挖掉基石洩憤，而法軍猛烈砲轟淡水的結果，使得偕醫館內外都擠滿受傷的清朝士兵，馬偕因為盡心盡力照顧他們，受到清廷褒獎。戰爭期間，不少教會遭到暴徒嚴重破壞拆毀，數十名教徒遇難殉道。馬偕於1885年5月29日晉見劉銘傳，說明上述情況。1885年9月28日，劉銘傳決定賠償一萬銀元，這成為重建教堂的經費，以清朝晚期銀價估算，這一萬銀元換算成現在的價值，大約新台幣七百萬元左右。我們走訪了重建的七座教堂，包括和尚洲（今蘆洲）、八里坌（今八里）、新店、大龍峒（今大稻埕）、艋舺、錫口（今松山）與雞籠（今基隆）。

這幾座教堂均由馬偕親自設計，牆體多用土埆及磚，屋頂用西式桁架，鋪台灣瓦。屋脊兩端皆有突出小塔。其中，有的在正面中央安置高聳的五級尖塔，每級裝飾圖案不同，都有基督信仰的象徵意義，例如到東方宣教、東西兩半球、焚而不毀、以及燃燒的蠟燭等。

基本上，我們對這七所教會有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是，這些教會雖然分布很廣，但一天時間足可一一探訪，如果安排這樣的行程，相信一定可以對馬偕的宣教、對近代台北歷史有更活潑而深刻的認識；第二個想法是，我們還發現這些教會中，除了八里和新店教會外，每間教會都比鄰當地著名、規模宏大的廟宇或人群聚集之處，例如艋舺教會旁有清水祖師廟與龍山寺，大稻埕教會旁有慈聖宮與保安宮，松山教會旁有慈祐宮與饒河夜市，蘆洲教會旁有湧蓮寺，基隆教會身處奠濟宮與廟口夜市之前。

為什麼只有八里教會與新店教會旁沒有大廟呢？經過踏查，八里教會的地點曾經搬遷，由中山路遷移至現在的訊塘路，而當時的八里不是人口輻輳之處，廟宇規模都不大；新店教會當時是原住民地區，沒有漢人民間信仰、建廟拜拜的習慣，所以，這兩間教會旁沒有香火鼎盛的大廟。

讓我深思的是，這些廟宇的年代都比教會悠久許多，規模也非常龐大，直到今天都是當地民間信仰中心，馬偕為何選擇這樣的地點設立教會？是否曾想過，在廟宇旁蓋教會容易引起信仰與文化衝突、不利宣教？亦或是有著深刻的宣教策略？這無疑是極有意義的題目，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以整合的觀點看宣教

追尋馬偕宣教腳蹤，我們還有一個發現，就是透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參酌文獻記載，我們認為宣教史應該有更整全的觀念，將文化、族群、自然史融合進來，可以更深入詮釋宣教先賢面對的真實景況，以及他們當時所處地區的文化面向。

讓我們來看一段馬偕的日記，1875年（清同治13年）4月20日，記載他前往新店地區：「21日，禮拜三，氣溫68度（按：華氏），炎熱的天氣，我們前往屈尺，然後馬不停蹄的前往山上的一邊，原住民出現，示意要我叫旁邊的中國（人）暫時離開，我照做之後他們出來，當中的一個人首先舉手放在我的胸膛然後放在自己的胸膛表示我們是朋友……。所有的人看起來都相當怕漢人，用手指向一個漢人的村落表示出他的恐懼和輕蔑。」

另一段記載是5月12日：「禮拜三，非常早起床然後考驗學生，之後前往新店後山爬山，快爬到頂端的時候實在是非常的艱難，因為山頂佈滿礫石，山頂上的巖洞被當地人認為是半神聖半嚇人的地方。這全然是無稽之談，當真理的光照，這些迷信將會消失。傍晚時城鎮的居民很多人來參加聚會，並且非常專注，每天的日子都是那麼有趣，並且飛快而去。」

這兩段日記，說明馬偕宣教足跡到了台北盆地邊緣的新店、屈尺一帶；其次是，原住民出現了；再其次，是原住民與漢人的關係，以及原住民具體的行為。簡單說，應該是新店地區原住民文化最早、也最直接的記錄，而且馬偕留下文獻中，如此記載多不勝數。就歷史與文化而言，是極其珍貴的史料，是先賢宣教過程中，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研究台灣史與文化極佳的材料。

以整全及跨學科的方法來思考與追溯宣教歷史，是我們從田野調查中得到的一個重要認識，也是我們在十月號雜誌中提出的第三個期待：「建構歷史與文化的舞台，探索宣教史更深邃、更廣闊的時代意義。」以馬偕與淡水河的關係而言，我們發現從史前時代的大坌坑遺址、十三行遺址等，直到紅毛城，再到淡水教會等史蹟，有著一條隱約浮現的脈絡，記載著台北盆地完整的歷史，不只有學術上的價值，更讓宣教史與土地完整結合在一起。這是馬雅各、馬偕、李庥、吳威廉、李春生等，無數宣教先賢留給我們的珍貴史料，等著後人去認識、去體念基督徒為上帝所擺上的生命與心志，以及耶穌賜給台灣的慈愛與恩典。

……(文未完，請見2017年11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