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現代多元化的社會中，小時候過新年穿新衣在外玩耍，不小心跌一跤弄髒了一塊。回家母親看見，問道：「怎麼弄髒的？」──母親要知道原因。

作學生時老師吩咐要背一課國文明天要抽問。當晚與同學玩球累了，晚飯後洗了澡就上床，忘了去讀它。第二天老師抽問背不出來。老師問：「你為甚麼不會背？」──老師要知道原因。

結婚後在公司上班，一天下班時老闆臨時找去談一件事，談了一個多小時才回家。妻子問：「你怎麼這麼晚回來，我們都在等你吃飯？」──妻子要知道原因。

因果關係當明辨

上面幾種情況雖是假設，卻是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上帝造人是理性的動物，發生一件事，有關的人總希望知道原因。是好事，可以作為榜樣，讓人學習；是壞事，就該設法改進，避免再發生。

但判明兩個事件有無因果關係，看來簡單，實際上卻不容易。理未易明，事未易察呀！

比方說，我們常以為感冒是受涼引起的，受涼是感冒的因，感冒是受涼的果。但專業的醫生卻會說，過濾性病毒才是感冒的因，感冒是過濾性病毒侵犯的果。

醫生的話自然是對的，想想看，如果受涼是感冒的原因，感冒是受涼的結果，那麼有人並未受涼為甚麼也得了感冒？而有些人冬天下海游泳何以未得感冒？反過來想，如未受到過濾性病毒的侵犯，受了涼也不會感冒；如受到過濾性病毒的侵犯，雖未受涼也會得感冒。這樣看來，過濾性病毒才是感冒的原因，而受涼並不是。

看另一個例子。一個年輕人持槍劫財被警逮捕，移送法院審判，罪證確鑿，依法將處重刑。律師在庭上為之辯護說：嫌犯父親經營事業，一時週轉不靈，向銀行融資，銀行拒絕授信，以致事業倒閉，負債累累。嫌犯不得已輟學打工，賺取微薄工資，貼補家用。但又被工廠無端開除，眼見家人陷入絕境，求救無門，萬不得已才鋌而走險。嫌犯落到今天的地步，並非出於自願；銀行之無情、工廠之無理、社會之冷漠，實是促使嫌犯犯罪的原因，請法官明鑒，判他無罪。

律師這番為嫌犯脫罪的辯辭，似乎入情入理，將嫌犯犯罪的原因完全推與他人。但從常識就可知道律師的說辭不足取。因為如果銀行不融資、工廠不留人和社會不伸援，是導致犯罪的原因，那麼其他有類似遭遇的人也應該會去犯罪，但事實顯非如此，犯罪與否畢竟是他自己的選擇。嫌犯的不幸遭遇充其量可做量刑輕重的參考，不可能做為阻卻犯罪的理由。

勿扭曲因果關係

然而在有些情形下，每因同情關係人而扭曲了因果關係。例如不久前一位服義務役的青年在關禁閉的過程中死亡，這自然是一樁非常令人惋惜憤慨的不幸事件。應當嚴究責任，並給予家人適當的補償撫卹。但有人因而主張廢除軍中的禁閉制度，理由是若非關禁閉，這位青年就不會死亡。這樣地認定因果關係，正確嗎？如果關禁閉是這位青年死亡的原因，那麼曾在軍中服役而關過禁閉的都應該不在世上了。關禁閉是由人來執行的，執行禁閉者執行不當導致青年的死亡，該對付的是執行禁閉的人而不是關禁閉的制度。

連帶想到民主政治的問題。台灣的民主政治這些年來令人搖頭嘆息，政黨的惡鬥，國會議事的拖沓，施政效率的不彰，使得許多重要法案擱置，影響經濟民生至鉅。從當年令人艷羨的台灣奇蹟，跌落到亞洲小龍之末，甚至被鄰近國家引為鑑戒。不禁令人懷念強權政治時代，覺得民主政治實是利少弊多，回到從前說不定反而可以扭轉頹局。

有這樣的想法不能怪他，關心國事才會著急，要找一付特效藥治病。但治病要診斷病因，病急亂投醫反而僨事。台灣當前的光景是民主政治惹的禍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問另一個問題：凡是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都像台灣一樣嗎？自然不是！那麼問題在哪？問題在人民的政治素養和道德。如果選舉不能選出賢能的人，如果民意代表不能理性問政，如果民主殿堂不能有效運作，如果任用的官吏不能勤慎負責，那麼儘管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設計如何優良，也不能成為一個經濟富裕社會和諧的國家。

種甚麼因得甚麼果

而人民和政客的政治素養如何才能提高？學校的全人教育和社會的公正媒體應可發揮相當作用。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話：「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更值得思考。如果人心不純正，人生觀、價值觀不能提昇，想提高政治素養恐怕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

談到因果關係，最清楚明白的莫過於聖經所說：「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新約加拉太書六：7）這跟常話所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實是至理名言，輕慢不得的。